金融監管護航現代經濟揚帆前行

編者的話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金融開放貫穿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歷程。

40年來,金融業從小到大,形成完備金融體系;從輕到重,支持發展調控經濟;從遠到近,金融服務飛入尋常百姓家庭。

40年來,金融領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金融監管功不可沒。

40年來,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金融業的有序開放,我國逐步形成“一行三會”分業監管、分工合作的金融監管體制。

隨著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組建,我國的金融監管由“機構監管”轉變為“市場監管”,以順應改革開放新征程中混業經營、綜合經營的趨勢,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改革開放40年,我國金融改革邁出重大步伐,金融業持續快速發展,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穩步推進,金融監管得到加強,金融秩序明顯好轉,金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金融監管護航現代經濟揚帆前行

法制日報記者趙麗

引言

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金融業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裡實現歷史性飛躍,金融業持續快速發展,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穩步推進,有力支持經濟社會發展,有效滿足群眾金融需求……

金融的開放程度要與金融監管能力相匹配。只有監管到位,金融開放才能夠起到促改革、促發展的作用。

40年來,中國金融監管能力不斷增強,金融秩序明顯好轉,系統性金融風險得到有效防范。正是在金融監管強有力的保駕護航之下,金融不斷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斷為改革開放釋放強大動能。

“爛泥渡路”。

如此不拘一格的稱呼,是40年前,上海陸家嘴地區靠黃浦江最近主幹道路的路名。區區幾個字,似乎也言盡了昔日浦東的落魄與狼狽。

這條由卵碎石鋪築的“彈格子路”,大約四五米寬,身處破爛的廠房和簡陋的棚戶區,一到雨天,水漫泥路。也難怪,“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一度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老上海人的共識。

鬥轉星移,滄海桑田。

浦東開發開放之後,當初的“爛泥渡路”已拓寬變身成平坦光潔的柏油大馬路,並悄然更名為“銀城中路”,置身於上海這座全世界認證的國際金融中心內寸土寸金的核心區域——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今天,站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時間節點上,回看40年前的浦東,似乎還能聽到那片農田與舊宅之上,歷史之門開啟的隆隆聲。

“爛泥渡路”的揚眉吐氣,也見證了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平地高樓起,看盡了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從無到有以及監管體制建立完善的風雲變幻。

新生

金融業開放肩負改革新使命

1990年6月,國務院命名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這也是目前中國唯一以“金融貿易區”命名的開發區。

而後的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就有這樣一句話:“以上海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飛躍。”

與中國其他開發區所不同的是,浦東提出“金融先行”。

有研究者認為,從中國產業對外開放發展歷程看,上世紀80年代第一個階段是以建立5個經濟特區和開放14個沿海城市為代表。開放的產業中主要是工業和部分第三產業,但第三產業中的核心領域,如金融、貿易、商業等仍不對外開放。進入上世紀90年代,浦東開發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第二階段。

浦東開發開放所肩負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在第三產業領域有所突破,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新階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認為,我國當前的金融體系是從計劃經濟時期“大一統”體系中逐步分離,廣泛借鑒國際經驗並沿著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方向發展起來的,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成分不斷增加,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對市場、金融認識不斷深化,在“自下而上”的“市場探索、政府認可”和“自上而下”的“局部試點、政策推廣”兩條路徑交互嘗試中,在“市場、監管、調控”三者矛盾中平衡“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下交錯推進的。

先看銀行業。銀行業在對外開放時也肩負著改革的重任,開放與改革兩者的關系在這一階段十分密切。

“一方面,央行與銀監會逐步放開外資銀行在華的業務與地域范圍,出臺了較多的文件政策。到了2006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頒佈為標志,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地域、客戶限制以及業務上的非審慎限制基本消失,銀行業實現了全面的開放,完成了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開放承諾。”聯訊證券董事總經理李奇霖說,不過,當時仍保留了市場準入、持股比例、設立形式等方面的若幹限制。這些方面也就成為2006年之後,銀行業開放的一個重點攻堅對象。

再看保險業。其與銀行業的開放思路基本一致,李奇霖說,在遵守入世承諾,放開外資企業設立形式、經營地域、營業許可證發放等方面限制的同時,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參股或合資成立保險公司,並積極“走出國門”,在海外上市融資,開設分支機構。

總之,“當從金融弱國轉向金融強國時,特別是當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僅僅是現有體系的完善,還將涉及重構金融要素和金融基礎設施的體系演進和轉型,探索新的理念和模式,已不能簡單借鑒國際經驗了,需要立足於我國的傳統、現實環境和金融實踐,直面現實中的混亂與困惑,既要克服從概念到概念,堅持問題導向,又要不為具體問題所束縛,需要‘於無聲處聽驚雷’,突破觀念約束,回歸本源思考與探索。”陳道富說。

發展

形成中國特色審慎監管框架

作為第二任證監會主席的周道炯,曾見證並親歷了1995年市場上的“327”風暴、1996年的“全民炒股”以及1997年中國宏觀經濟的軟著陸。在他看來,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的金融體系在國民經濟和市場發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對於資本市場,他則給出了八個字——法制、監管、規范、自律。

作為歷任證監會主席中任職最短,但被業內公認為名副其實“救火隊長”的周道炯,選擇這八個字,因為在其任職的那兩年,如果沒有有效的金融監管框架,“火”很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中國資本市場是一步一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20年一路走來,資本市場在法律法規的保駕護航下,才促成了今天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周道炯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1995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參加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5周年慶典,“當時,朱鎔基送我們4句話,後來將其歸納為‘法制、監管、自律、規范’,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的八字方針”。

這幾個字也成為中國金融監管的框架基礎。

1997年11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建立和健全集中統一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

1998年11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國保監會,負責對保險業的統一監管。

2003年4月,中國銀監會正式組建,標志著我國“一行三會”分業監管、分工合作的金融監管體制正式確立。這一階段,金融監管機構黨的領導體制也發生重大調整,於2003年3月撤銷1998年設立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各金融監管機構均成立了黨委。

“自2004年至2007年,銀監會結合中國的金融環境逐步構建了有中國特色的銀行業監管框架,初步建立了以資本監管為基礎的銀行業審慎監管框架。制定了資本監管和風險監管的審慎監管法規,明確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信用風險、市場風險等審慎監管指標。”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說。

在陳道富看來,我國充分吸取經濟改革開放中積累的以開放促改革、價格雙軌制和價格闖關等的經驗教訓,吸取國際上金融開放過程中曾出現的風險,按照“先內後外,先外幣後本幣,先機構後個人”等原則,與國內金融監管能力和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相適應地逐步對外放開金融服務業。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為了防范跨市場、跨行業經營帶來的交叉金融風險,2013年8月,國務院建立“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由央行牽頭。

“2017年7月14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加強監管提出具體要求,即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落實金融監管部門監管職責,並強化監管問責。”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說。

2017年11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統籌協調金融穩定和改革發展重大問題的議事協調機構。

“業界認為,這是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此後,對‘一行三會’的調整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對於這樣的歷程,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說。

而彼時愈演愈烈的“寶萬事件”,也再次將當時金融監管體制的不足展露在行業面前。從2015年7月“寶能系”首次舉牌萬科,到萬科2015年12月停牌,再到2016年7月復牌,一年的時間,當時的各監管機構都遲遲未對“寶能系”是否違法違規明確表態。

不論“寶萬之爭”中的是是非非,這起超規模的世紀大並購在當時再次提示,金融業跨行業、跨市場特征日益顯著,互聯網也已深度滲透,橫跨“銀證保”的局面使現行監管體制越來越力不從心。

“彼時監管體制缺陷最突出的表現,是‘一行三會’信息碎片化、協調難度大成本高,部門法律法規分散。三機構目標各異,缺乏達成一致行動的決策和執行機制,日漸影響監管有效性。”尹振濤說,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業內關於金融監管轉變有兩個核心要點——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對我國來說,在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金融監管改革和調整也是圍繞這兩點來推進的。

正是在金融監管的保駕護航之下,2017年,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場交易額排名全球第4、籌資總額排名第2,上海期貨交易所總成交量排名全球第1;浦東集聚了全國近半數的外資法人銀行,全球管理規模排名前十的資產管理公司中的8家,期貨公司、公募基金、保險機構集聚度全國第一,浦東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體系最為健全、金融機構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

浦東“金融先行”的開發歷程,無疑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極具代表性的縮影之一。而發生在陸家嘴的每一次金融業變化,亦見證著金融監管改革的穩步推進。

蝶變

防范風險全面推動深化改革

2018年3月,北京金融街15號,這個被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共用了12年的大樓迎來了新主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隨著銀保監會的組建,我國的金融監管由“機構監管”轉變為“市場監管”,以順應改革開放新征程中混業經營、綜合經營的趨勢,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發展是硬道理,改革是中國金融發展的內在動力,開放是全球化的必然。”原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薑建清這樣評價過去40年的中國金融發展。他也提到風險管理永遠是金融的要義。把握住風險是優秀金融家的底線,有效管理風險是金融基業常青的基礎。

郭田勇說,作為繼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之後的又一重大監管框架調整舉措,組建銀保監會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決現行體制存在的監管職責不清晰、交叉監管和監管空白等問題,強化綜合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從整體看,金融業“嚴監管”正逐步常態化。

事實上,在此之前,金融“嚴監管”時代已到來。

2017年,監管頻頻“亮劍”,被業內稱作“史上最嚴”的金融監管年。

這一年,黨的十九大、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頻頻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劃為重點”。金融領域的“灰犀牛”風險開始被高度關註,金融監管也長出尖利的“牙齒”,昔日處於監管空白地帶的金融業務逐漸被納入監管范疇。

2017年3月30日晚間,證監會對鮮言操縱“多倫股份”一案作出處罰,沒收鮮言違法所得5.78億元,並處以28.91億元罰款,合計罰沒34.7億元,成為證監會執法史上最大的罰沒款金額,同時鮮言也被終身市場禁入。

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金融監管部門共出臺重要監管文件超過20個,行政處罰超2800件,罰沒金額更是超過80億元。

同樣在2017年,監管層積極開展專項整治,重拳打擊擾亂市場的行為。“一行三會”集體出手,對各類金融機構的資管業務進行全面統一監管;“校園貸”“現金貸”等互聯網金融業務被重點整頓,虛擬貨幣投機行為也被全面叫停。

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最高金融監管機構掀開面紗。

2017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被業內普遍認為是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正式落地不到十天,就打響了“超級監管”的第一槍:醞釀一年多的資管行業“超級監管框架”正式浮出水面,這也正是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協調“一行三會”所推出的一項重磅監管新規。

在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看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風險防范和化解機制不斷健全和完善,金融風險防控能力得到明顯增強。

“過去的五年,是中國金融體系很不平凡的五年。一系列基礎性、結構性、內生性和系統性改革開放舉措穩步實施,推動中國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程度、市場化運作水平和國際金融體系參與度明顯跨上一個臺階,提高了金融業國際競爭力、宏觀調控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增強了中國金融體系的適應性、協調性和穩健性,為中國金融在下一個五年取得更大的進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堅實的基礎。”連平說。

2018年博鰲論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主旨演講宣告金融業迎來新一輪開放的大格局。

隨後,上海市政府於2018年7月10日發佈“上海擴大開放100條”,其中的32條金融舉措,則構成了上海以更大力度開放合作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能級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根據最新數據,目前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范圍之內,已經建成250幢8層以上的高檔寫字樓,投入使用的建築體量是1500萬平方米,面積是浦西外灘全部萬國建築群的10倍以上。

在這片樓宇空間內,總共容納了50萬白領,其中直接從事金融產業相關的是23萬名,這個數字和亞洲另一金融中心香港基本持平。

萬丈高樓平地起。因改革而生,因開放而興。以陸家嘴為代表的中國金融業的未來仍將與這兩大關鍵詞緊密相連。

結語

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金融日益廣泛地影響著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金融也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在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國內外金融市場聯系和相互影響越來越密切的形勢下,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成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本條件,更成為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保障。

來源:法制日報

(編輯席鋒宇張博 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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